郑吉昌清华开讲：从万亿顺差到服务逆差的创新破局

　　引言：当“制造顺差”遭遇“服务逆差”

　　近日，“全球服务贸易高峰论坛”在北京清华大学如期举行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、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吉昌教授发表主旨演讲。他以“从万亿顺差到服务逆差的创新破局”为题，深度剖析中国外贸结构反差背后的发展命题，为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深刻洞见与实践路径。

　　据网经社数字生活台(DL.100EC.CN)了解，演讲开篇，郑吉昌教授以一组极具冲击力的数字点明当前外贸格局的鲜明反差：2025年，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突破1.08万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;而同期服务贸易逆差达1664亿美元，延续了近30年的逆差格局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动画电影《疯狂动物城2》上映首周斩获10亿美元全球票房中，中国内地贡献的近5亿美元却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服务贸易逆差与文化软实力的断层，成为国际服务贸易强势输出的鲜活注脚。这一“一顺一逆”的贸易图景，引发了关于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深层思考。

　　这种“冰火两重天”的现象，恰是郑吉昌教授在《服务经济论》一书中预言的“全球价值链重构阵痛”：当中国制造业通过数智化实现“硬实力”突围时，服务贸易的“软价值”短板正成为制约经济升级的关键瓶颈。

　　反差背后：不是"危机"，而是产业升级的"成长烦恼"

　　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今年前11个月货物贸易顺差同比激增21.7%，背后是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智造”的跃迁。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42%，光伏组件占据全球75%市场份额，集成电路、汽车、家用电器出口分别增长22%、22.5%、15.5%，这些高附加值产业的崛起，印证了郑吉昌教授强调的“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服务要素深度融合”的发展逻辑。万亿顺差尽显“新质生产力”底色。

　　面对服务贸易逆差与海外优质服务产品的强势涌入，不少人将其视为一种"产业危机"。但在郑吉昌教授看来，这种反差背后蕴含着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，不宜简单以"顺差为优、逆差为劣"的二元思维评判。

　　“《疯狂动物城2》在中国市场的成功，本质上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服务贸易实践。”郑吉昌指出，这部电影的成功绝非偶然，其背后是迪士尼"人性化创意+智能化技术"的深度融合，以及"内容+服务+商品"的完整价值闭环——从电影叙事传递普世价值，到数智技术打造极致视觉体验，再到70多个联名品牌构建的IP产业链，展现了高端服务贸易的核心竞争力。而中国市场贡献近半票房，既反映了我国服务消费升级的真实需求，也印证了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。

　　郑吉昌教授指出，数智时代的服务创新需打破“重硬件、轻软件”的思维定式。例如，迪士尼通过“内容IP+数字衍生品+主题公园”的生态链，将一部电影的价值放大10倍以上;而中国影视产业仍停留在“票房依赖症”，数字版权运营、跨媒介叙事等服务能力不足。这正是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中低端的缩影——我们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银幕，但难以产出撼动世界的文化符号。

　　对比货物贸易万亿顺差，郑吉昌认为两者的并存是产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。“正如英国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曾经历的路径，中国当前正处于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期，制造业的强大支撑了货物贸易顺差，而服务经济的相对滞后则导致了服务贸易逆差。”他进一步分析，货物贸易顺差主要源于"新三样"等高端制造业和完整产业链的竞争优势，而服务贸易逆差集中在文化、咨询、设计和金融服务等领域，核心原因在于我国在知识密集型、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仍需提升。

　　从消费视角看，逆差的扩大更是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。“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，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持续旺盛，这种‘主动型逆差’恰恰反映了消费升级的成效。”郑吉昌表示，中国拥有14亿人口、超过9万块银幕的庞大市场，观众愿意为优质服务产品付费，这种需求将倒逼国内服务企业提升质量、加快创新，为服务贸易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　　逆差根源：三重差距制约服务贸易竞争力

　　郑吉昌教授以热点案例切入，在肯定逆差合理性的同时，也不回避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短板。他认为，服务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，本质上是我国服务业在核心竞争力、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上与发达国家存在三重差距的客观反映。

　　首先是核心要素的差距。“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积累了长期的技术、品牌和人才优势，而这些‘软实力'的沉淀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。”郑吉昌以文化服务贸易为例，《疯狂动物城2》的制作公司迪士尼作为全球最大的娱乐传媒公司，其主题乐园每年就能为美国经济贡献超600亿美元、创造40多万个就业机会。迪士尼通过数十年运营建立了全球化的发行网络和品牌认知，这种优势短期内难以复制。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仍集中在旅游、建筑、交通等传统领域，在数字内容、知识产权、金融保险等高端领域的竞争力不足。

　　其次是产业融合的差距。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学者，郑吉昌教授指出，发达国家早已形成"制造业服务化、服务业制造化"的深度融合格局，而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。“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研发设计、知识产权、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支撑，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制造业的需求拉动。”郑吉昌举例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增长，不仅是货物贸易的增长，更带动了电池维护、充电服务等相关服务的国际化，这种协同效应正是未来贸易竞争的关键。例如，比亚迪在出口汽车时，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为海外客户提供远程运维服务，使产品附加值提升30%。这种“货物+服务”的捆绑模式，正是数智化改造传统贸易的典型案例。

　　再者是发展模式的差距。郑吉昌指出，数智时代的服务贸易具有"可贸易、可分工"的鲜明特征，发达国家凭借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服务业的时空限制和成本瓶颈，而我国部分服务行业仍受体制机制障碍制约，数据跨境流动、人才跨境往来等便利化水平有待提升，数字服务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。

　　破局关键：数智赋能+产业融合，打造“中国服务”新优势

　　面对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、智能化的发展趋势，郑吉昌认为，数智技术的突破为中国服务贸易缩小差距、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。其核心路径在于坚持"人性化服务+智能化技术"的融合创新，通过数字赋能、产业融合、制度开放三大抓手，构建服务贸易新优势。

　　以数字赋能重构服务贸易形态是首要突破口。“数智技术是缩小服务贸易差距的关键抓手。”郑吉昌强调，要重点发展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数字内容等新兴领域的服务出口，这些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相对较小，具备弯道超车的可能;同时利用数智技术改造传统服务贸易，提升旅游、物流、建筑等领域的国际化水平。他特别指出，数字赋能不能脱离人文温度，“技术最终要服务于人的需求，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持服务的人文关怀，是中国服务贸易形成差异化竞争的关键。”

　　深化产业融合，强化“制造+服务”协同效应是重要路径。郑吉昌建议，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，重点发展研发设计、知识产权、检验检测等高端生产性服务，引导优质制造企业从产品制造商转型为综合服务提供商。“货物贸易的升级离不开服务贸易的支撑，而服务贸易的发展也能提升货物贸易的附加值，形成‘双轮驱动'的良性循环。”他举例说，当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时，若能同步输出充电服务、智能网联服务、金融租赁服务，将大幅提升贸易综合竞争力。

　　扩大制度型开放，优化服务贸易发展环境是重要保障。“高水平开放是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必由之路。”郑吉昌提出，要进一步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，有序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，加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;同时优化便利化措施，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、专业化人才跨境往来和跨境资金管理便利化，破除各类隐性壁垒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。

　　针对文化服务贸易这一逆差重点领域，郑吉昌认为可借鉴《疯狂动物城2》的成功经验，兼顾“本土化表达”与“国际化视野”。“既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，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;也要运用数智技术提升内容制作水平，构建完整的IP产业链，实现从单一内容输出到全链条服务输出的转型。”他强调，文化服务贸易的核心是价值共鸣，只有兼具文化内涵、技术支撑和产业延伸能力，才能在全球市场形成持续竞争力。

　　未来展望：从“贸易平衡”到“价值提升”，构建可持续贸易格局

　　在郑吉昌教授看来，货物贸易的“顺”与服务贸易的“逆”，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外贸结构从“要素驱动”向“价值驱动”转型的迫切性。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4.6%，远低于26.4%的全球平均水平，且出口结构仍以运输、旅游等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，金融、科技、文化创意等高附加值现代服务占比偏低。谈及服务贸易的未来发展目标，郑吉昌教授明确表示，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不是追求简单的顺差，而是通过竞争力提升实现贸易结构优化，构建“货物贸易小幅顺差+服务贸易逐步改善+资本项目小幅逆差”的健康国际收支格局。

　　“过度依赖货物贸易顺差存在潜在风险，全球经济波动、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顺差波动。”郑吉昌分析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、缩小逆差，不仅是产业升级的需要，更是构建稳定可持续国际收支格局、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。随着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，服务的可贸易性将大幅提升，服务贸易有望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。

　　在郑吉昌看来，中国服务贸易具备三大发展优势：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提供了需求基础，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，制造业的完整体系提供了融合载体。“这与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的发展路径高度相似，通过与国际优质服务同台竞争，国内企业可以更快学习先进技术和运营模式，加速自身创新升级。”

　　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，服务贸易的发展将带来更丰富的选择和更高品质的体验;对于企业而言，这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价值链延伸机会;对于国家而言，则是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关键支撑。“《疯狂动物城2》的热映是一面镜子，既照见了我们的差距，也照见了我们的潜力。”

　　“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，关键在于实现服务贸易的质效跃升。”郑吉昌教授在演讲结尾强调，我国服务贸易已跻身世界前列，2024年规模突破万亿美元，与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保持贸易往来，具备了转型发展的坚实基础。随着“十五五”规划对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部署，通过制度创新、产业升级与数字赋能的多轮驱动，有望将服务贸易的短板转化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，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从“跟跑”向“领跑”跨越，最终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均衡发展、双向赋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