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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人口红利时期,中国靠什么支撑经济增长?

2019/11/13 14:06      苏宁金融研究院   


  三季度,中国GDP增速创了新低。9月工业企业利润下降5.3%,这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以来的新低。要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(2020年实际GDP比2010年翻一番),要求明年的GDP增速达到约6.1%。当前看来,要达成目标,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 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下行,有周期性波动因素,更多的是增速的趋势性下滑。这种下滑的趋势中,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红利的“消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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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口红利

  人口红利,是指在人口结构由“高出生率、高死亡率、低自然增长率”模式,向“低出生率、低死亡率、低自然增长率”的模式转变的过程中,形成了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、抚养率比较低的状况。简而言之,就是经济中的大多数人在产出,为经济做出直接贡献。

  世界银行将全球主要国家分为人口红利“早期”、“后期”、“前期”和“后红利时期”四类,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国家拥有着明显更高的经济增长率。

  人口红利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中,劳动占据重要地位。

  经济的长期增长,主要由劳动、资本和技术决定,其中劳动是关键变量。根据经济学家Edward Denison的研究,美国1929-1982年间经济年均增长2.92%,其中1.34%来自劳动力贡献,0.56%来自资本,1.02%来自生产率提高。而生产率,也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劳动力的“高级形式”——人力资本,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来实现。

  从下图来看,一国的产出Y由技术A、资本K和劳动L共同决定。L的增加将直接导致Y的增加,同时通过增加A和K而间接导致Y的增加。这种现象就是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,即劳动力增加导致产出增加。

  另一方面,人口红利还包括了合理的人口结构带来的高储蓄、高投资。宏观经济学早已证明,一定水平的储蓄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。

  具体而言,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大,儿童和老人数量少,换句话说就是生产性人口较多,经济活力强。同时由于人口在劳动年龄段产生积蓄的可能性最大,会带来更多的储蓄。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。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,可提高劳动生产率。更为重要的是,劳动力数量大,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,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,企业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投资和资本积累,储蓄率也会提升,经济高增长。从世界经验来看,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储蓄率有着一定的正向关系(参见下图)。

 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可逆转和重复,因而人口红利也有“时间窗口”,并不存在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。就此而言,中国的人口红利时间窗口正在逐渐缩小。

  中国人口红利总量在缩小

  2014年,中国15-64岁劳动力人口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减少,当年减少了345万。2012年以来,中国劳动力人口累计减少了2600多万(参见下图)。

  此外,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带来的第三代“婴儿潮”正在消退:据中泰证券预测,2019年新出生人口降至1400万,5年内大概率会跌破1300万,很快会回归到1100万的低位。

  同时,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80年代初的68岁已经提高到了78岁。据中泰证券预测,中国将在20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,2031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,总抚养比将从当前的0.41上升到2030年的0.51、2040年的0.68和2050年接近0.8,这意味着到2050年,平均一位劳动力需要抚养0.8个老人或小孩。2050年,中国老龄化程度或将赶上日本。

  因此,不论是看劳动力绝对规模,还是看人口结构,中国的人口红利都在逐渐缩小。2010年的经济增速趋势性下行便与此紧密相关。

  结构上,潜力巨大

  可以预见的是,随着劳动力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,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会趋势性放缓,但我们无需悲观。

  首先,好消息来自决策层。现在看来,决策层接受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“新常态”规律,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靠房地产市场和放水刺激来短期提振经济,而是更大程度地扩大开放,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,支持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。“房住不炒”、“不搞大水漫灌”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发展政策日渐深入人心。

  其次,尽管在短期内无法逆转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,但中国劳动力的质量在稳步提升,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的权威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在快速增加。根据科学权威杂志Nature在2017年的评测,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居全球第二,仅落后于美国。而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——论文引用率也反映了2017年我国的国际论文引用率较2016年增加29.9%,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位。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了中国科研人员数量规模的持续增加。由此看来,近几年形成的中国“工程师红利”有望进一步升级为“科学家红利”。

  最后,中国劳动力正在空间结构上进行着“可持续”调整,未来的调整空间尤为巨大。1978年至今,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从一开始便伴随着人口的流动:从农村到乡镇、从县城到都市、从中西部到东部,从二三线到一二线。可以说,中国自1990年以来GDP翻了12倍,在人口因素中,劳动力的逐步自由流动是除人口红利以外的最重要因素。

  人口的自由流动释放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,1990年至今,中国非农业产业人口增加了近2.7亿人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,他们为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较低成本的劳动要素。同时,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极大地纠正了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,劳动力潜力被深度挖掘。在此背景下,中国的城市进程也在稳步推进(参见下图)。

  然而,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,还有巨大的空间。

  中国的城市化率依然低于美日韩20多个百分点。假定中国总人口不变,若达到美日韩的城市化水平,中国城市的人口将增加约2.8亿人,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。这些劳动力将使得中国人口的“利用率”提高。换句话说,长期经济生产函数中的有效的劳动力变量将变大。人口红利“危机”也将得到很大缓解。

  有人可能会说,农村损失了这么多劳动力,中国农业发展怎么办?

 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,美国农业就业人口呈现明显减少趋势,但农业增加值却持续增加(参见下图)。这背后是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,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后,则是人口减少后的农业农场化,规模经济得到更大发挥。中国的情况也将是一样的,农业人口的减少只会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创造条件,断然不会危及中国农业发展。

  总体而言,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和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,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地区外人口净迁入,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。达到类似均衡状态下,大致会呈现这样一种景象:各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可能会相差巨大,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产出是互相接近的。

  然而现实情况是: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,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,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(参见下图)。

  这背后,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大城市的人口控制限制了人口流动。

  户籍制度自不必说,城市非户籍人口在购房、社保、教育等诸多公共服务的享受上受到限制,这显然会拒绝大批外来人口长留当地。

  除了户籍制度外,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也是阻碍人口流动的一大动因。例如,北京在其“十三五”规划中,明确了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:2300万人以内。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(2017-2035年)》将上海市未来的常住人口限定为2500万。这意味着,未来很长一段时间,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人口还要减少。

  由此来看,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,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但反过来看,中国却蕴藏着巨大的“结构性”劳动资源的潜力。未来,人口流动限制如果得到改善,能够释放出非常大规模的潜在劳动要素能量,来充实中国看似日渐消失的“人口红利”。

  文 | 苏宁金融研究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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